融入粤港澳大湾区,澳门的难与易

阅读:次      发布时间:2019-02-21

  2018年末,习近平主席会面崔世安特首时指出,澳门应“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拓展发展空间、培育发展新动能,以新的发展结果迎接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。”

  从澳门的角度来看,要充分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中,至少有以下两个抓手。一方面,发挥澳门一个中央、一个平台的定位优势,在中国对外经济、文化交换中施展重要作用。另一方面,踊跃介入大湾区建设,提升粤港澳的一体化水平。上述两方面的独特出发点,都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,发挥澳门所长、服务国家所需,同时培育澳门自身发展的新动能、新空间。

  但是目前,澳门在融入大湾区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中,还存在一些挑衅:

  其一,基础设施的技术标准尚未与内地完整对接,某些领域的基建水平甚至还落伍于内地;

  其二,澳门的行政程序受到立法体制的制约,而且破法系统的效力仍有待进步,这岂但妨碍了澳门融入湾区,还对本身发展构成了制约;

  其三,大湾区的各城市、各地区、各项业务条线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,过于复杂且效率不高,尤其是澳门作为一个小政府,在其中疲于敷衍;

  其四,虽然本澳有不少科创人才、且政府勉励新兴产业发展,但是由于澳门的博彩一业独大,科创人才和新兴产业难以在澳门找到赖以生存的产业链生态环境,继而也难以同湾区的发展大局相照应。

  基于此,课题组在澳门进行了深刻调研。我们以为,澳门可从以下范畴进行对接,推动大湾区的建设,进而培养澳门发展的新动能、新空间:

  一、同一基建标准,推动基建互联互通,同时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。

  澳门的定位是一个核心、一个平台,即世界游览休闲中央、中国与葡语国度商贸协作服务平台。同时,澳门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点之一。但是目前,澳门的基建程度在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短板,而且基建标准与内地不一致,这些都对澳门的上述定位、发展方向,造成了相称的制约。

  详细来看,调研过程中我们懂得到:澳门轨道交通发展慢,建设工期长,与内地标准不一致,无奈实现无缝对接,基建的互联互通仍旧存在问题。其次,岛内交通计划也存在一些问题,难以适应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对游客的实际承载能力。再次,澳门挪动通信和互联网宽带容量非常有限,某些技术标准甚至低于内陆省会城市。

  基于此,咱们的倡议是:第一,增添澳门宽带容量,下降资费尺度,供给公共场合Wi-Fi笼罩率。第二,优化公路、轨道交通网络布局,推进多种运输方法的连接跟一体化。增强与周边机场的联航才能。第三,尽快买通港珠澳大桥的运力,研讨措施有序增长大湾区通用车牌数目,防止交通基建资源的闲置和挥霍。第四,在南深(南宁—深圳)高铁增设澳门站,将澳门纳入到全国高铁网。

  不过,虽然澳门政府财力雄厚,但是因为其行政、立法程序束缚,由澳门出资建筑相关的高铁线将消耗漫长时光。一个典范的例子就是,9公里的澳门轻轨,简直用了10年时间营建。

  因而建议,参照粤澳基金的模式,由澳门出资在内地设立长期投资基金,并许诺给予澳门政府特定的年化收益率。然后,将该笔资金交由中资企业负责建设澳门段高铁线路,在建成后将该段高铁交给中资企业经营。中企凭借运营收益的现金流偿付其年收益。

  二、改良立法体系效率,变通解决障碍,晋升行政效率,增进与内地对接。

  与内地的行政程序不同,如果澳门特区政府要推动一项政策出台,其条件是要先制订、通过相关的法律。而且在《澳门基础法》框架下,法律文本先出葡文版,然后翻译成中文。而在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背景下,澳门政府面临转型的压力,从本来的小政府,转向适度有为的政府定位。在这种情况下,更多的政策出台,也增加了立法体系运行的压力。而回归至今,澳门的立法工作流程仍旧相当漫长。这虽然有其公道性,但越来越难以适应澳门融入区域、融入国家发展的事实请求。

  一种解决计划是,增加对峙法会和相关部门的估算投入、增加工作人手。但是,立法过程中的一些障碍和问题,并不是工作量的问题,而是理念问题、或者部门协调的艰苦。例如,澳门建立征信体系的过程中,就受到了对个人隐衷维护问题的质疑,而这对澳门金融市场的发展则形成了障碍。再如,澳门居民享受医疗服务是免费的,但是如果到广东养老、医疗,则不享受免费,其中现有的财政支付体系也是障碍之一。这也对大湾区的跨境医疗、养老,甚至职员流动形成了制约。

  要解决上述问题,提升行政效率,还需要有变通的解决方式。在此过程中,可以充散发挥澳门行业协会、社会集团等自律组织的作用,冲破立法方面不用要的制约。例如,征信体系的建设方面,金融机构或其行业协会,可以非官方的身份,先行推动行业内的征信体系共建、共享。再如,跨境医疗服务方面,可以由澳门本地病院到内地开设分部,来进行对接和协调。

  三、以重大项目为切入点,有效统筹大湾区的跨区协调机制。

  当前,大湾区的内部协调机制,涉及各城市、各地区、各业务条线等不同维度,协调机制过于庞杂。从澳门角度来看,其参加的协调机制包含四层,分别是:与珠海、中山、广州、深圳4市树立的年度合作机制;与香港的高层合作机制;与广东省政府的协调机制;与中央政府相干部分的联系和协调机制。同时,还有填海、飞灰处理、危险放弃物处置等的跨区协调问题。

  目前,澳门特区政府已经设立了27个专职小组,专门对接上述各种协调机制。尤其是澳门作为一个小政府,政府部门设置较少,因此往往会呈现一个部门要负责对接多个协调机制的情形。

  同时,目前的协调机制固然数量较多,然而效率不高。例如,澳门就废旧汽车处置与广东省进行协调,已经推动了10年才在2018年得以实现。再以填海项目为例,珠海、中山、江门分离与澳门就选址等细节进行协调,之后上述三地分辨向广东省汇报,而后广东省再与澳门特区进行协调。仅此一项,澳门就需要在2个层面,与4个主体进行对接和协商。再者,以横琴的配合为例,澳门对其定位是支撑本澳发展的后花园,而珠海则将其作为新的增加点。两地起点不同,协调进程中也必定多有阻碍。

  基于此,我们的提议是:第一,在波及到整体利益的时候,须要中心加强整体好处的兼顾调和。第二,各城市和地域,也要着眼久远,做到部分让利、整体互利,短期让利,深远共利。第三,能够通过重大项目作为切入点,由中央进行统筹和谐,例如填海、环保等要害名目。

  四、澳门要充分应用湾区的产业生态圈,发展澳门的科创产业。

  澳门已经尝试激励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,如文明创意产业、中医药产业、大陆高新技巧工业、环保产业、电子商贸新产业等。不外这些产业的发展均碰到各种问题,间隔多元化、新动能的目的差距还甚远。

  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之所以遇到障碍和瓶颈,并非人才因素、资金因素的制约。实际上,澳门青年创业人才贮备、资金支持相称充分。目前,澳门每年约有60人进入国际一流大学深造,仅在美国硅谷就有数百名澳门青年在从事技术工作。此外,澳门的大学还领有4间重点试验室(分别为澳门大学的中医药实验室、集成电路实验室、物联网实验室,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迷信实验室),在多个科技领域多有见树。事实上,真正制约澳门科创、新兴产业发展的,是缺少其生存的产业链生态圈。

  因为澳门的博彩业一业独大,1999年,博彩业占澳门GDP的30%,2017年则超过了49%,其中有多个年份的占比甚至到达63%。假如加上博彩相关的酒店、餐饮、购物等,则博彩业对澳门经济更为至关主要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即便有新的技术发现,科创人才和新兴产业也难以在澳门找到赖以生存的产业链生态环境,继而也难以同湾区的发展大局相响应。

  如前所述,澳门政策出台的前提之一,就是要通过立法程序。而在立法过程中,一项政策对本澳居民就业、福利的影响,往往是重要的考虑因素,这也是诸多政策备受质疑、导致立法程序障碍的重要起因。

  因此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,仍要立足于本澳的人才优势,采取两方面办法。一方面,要充足融入湾区的整体产业生态圈,将大湾区的金融业、制作业上风,以及花费市场优势转化为澳门的腹地优势,在此基本上吸引、激发科创人才的创业热忱。另一方面,澳门政府可采用一条龙的人才、产业政策,从学校的专业设置、学习课程、奖学金补助、留学深造方向、就业、创业、产业政策各个环节动身,为澳门将来的新兴产业储备人才、培育产业成长环境。而且,这个过程相对不是短短的两年年,要长期保持做下去。从中央层面、大湾区整合的层面来看,这也不仅是一、两项短期的优惠政策可以实现的后果,需要从长期部署的角度进行斟酌。

  (作者系CF40青年论坛招集人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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